古文运动在晋阳

晋阳不仅是唐代的军事重镇，而且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发祥地。初唐时期，由富嘉谟、吴少微在北都晋阳创立的“富吴体”，是唐代古文运动中最早出现的新式散文文体。它一反六朝以来内容空洞、华而不实的浮靡文风，以崭新的面貌，首开“以经典为本”的先河，受到了当时文坛的重视和推崇，对唐代古文运动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，展现了晋阳的文化风采。

富嘉谟，雍州武功（今陕西武功县）人，唐初“二十六学士”之一，唐长安年间出任北都晋阳尉。吴少微，新安（今安徽歙县）人，与富嘉谟同时，“累至晋阳尉”。二人在晋阳为官时，志同道合，相与莫逆，他们的文才受到了并州大都督府长史张仁亶的赏识。初唐之时，受六朝骈文影响，“文人撰碑颂，皆以徐（徐摛、徐陵）庾（庾肩吾、庾信）为宗，气调渐劣。嘉谟与少微，属词皆以经典文本，时人钦慕之，文体一变，称为‘富吴体’”（《旧唐书·富嘉谟传》），富吴二人由此声震文坛。唐开元年间，文坛领袖张说与文士徐坚论近世文士时说，富嘉谟之文“如孤峰绝岸，壁立万仞，浓云郁兴，震雷俱发，诚可畏也，若施于廊庙，则骇矣”，与“纤靡淫丽，嫣然妇人小儿嬉笑之声”的骈文形成鲜明对照。

据《旧唐书·文苑传》载，富嘉谟的《双龙泉颂》《千蠋谷颂》和吴少微的《崇福寺钟铭》三篇文章，可视作“富吴体”的代表作。可惜富氏的两篇文章已佚，《崇福寺钟铭》是仅存的“富吴体”代表作。

崇福寺在古晋阳南五里，在唐代时乃晋阳名刹。《崇福寺钟铭》是吴少微为御史大夫魏元忠、并州大都督府长史张仁亶所铸崇福寺铜钟撰写的铭文。文章继承了先秦、西汉散文的写作特色，结构紧凑，一气呵成。文字简淡清新，质朴幽雅，不事雕琢。在句式运用上，一反当时流行的四六文固定格式，使用了灵活多变的两字句、三字句、五字句，读起来抑扬顿挫，起伏跌宕，有一种节奏上的美感。语气上浑厚雄迈，气势不凡。

提倡古文，反对骈文，并非始于唐代。早在魏晋之际，潘岳、陆机就对骈文提出异议。南北朝刘勰在《文心雕龙》中提出了文学应该“宗经”“征圣”“明道”的主张。西魏宇文泰、苏绰，北齐颜之推，隋文帝杨坚，隋唐王通等，都曾为文章复古做过努力，但终因无统一文体而无法与骈文相抗衡。初唐，陈子昂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文学复古的主张，但仅停留于理论。而与陈子昂同时的富嘉谟、吴少微，一反六朝骈文“纤靡淫丽”的陈腐习气，创立的新式散文文体，首开唐代古文运动之端绪。如果说陈子昂是唐代古文运动的最早提倡者，那么，富嘉谟、吴少微则是唐代文学复古的最早实践者。

唐代古文运动可分为三大发展阶段，初唐开始阶段、盛唐发展阶段、中唐高潮阶段。“富吴体”代表着初唐古文运动的最高成就。盛唐时期，萧颖士、李华等一大批古文运动新秀在富吴复古思想的影响下，研习先秦经典，以儒家思想为写作依据，使古文运动发展更趋一步。中唐以后，韩愈、柳宗元集前代文学复古之大成，提出了“文以载道”的古文运动思想精髓，最终把古文运动推向高潮。

“富吴体”在当时的北都晋阳创立，绝非偶然。

首先，晋阳是当时全国最大的都市之一。晋阳是李唐王朝的肇基之地，又是女皇武则天的梓里，更是唐朝防御突厥的北边重镇，唐统治者对其十分重视。初唐、盛唐之时，晋阳是除长安、洛阳外全国第三大城市。当时的晋阳城，不仅规模宏大，更是城中有城，名胜棋布，山水兼趣，环境优美。这样富有特色的名都，为文化的繁荣提供了优越的条件。

其次，唐代晋阳是人才荟萃之地。晋阳物华天宝，地灵人杰。隋末，李渊、李世民父子于此起兵建唐，奠定了唐王朝的基础。其后，晋阳战略地位日重，朝廷派驻于此的地方官吏多为朝中出将入相的辅弼重臣。在科考选官制度下，这些封疆大吏多由科举入仕，有的还是文坛巨子，其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文学英才。他们在一起酬唱应和，激扬文字，为繁华的晋阳城营造了浓郁的文学氛围，富嘉谟、吴少微正是其中的佼佼者。

最后，唐代晋阳是南北文化交融的中心。从三国两晋到十六国北朝，以晋阳为中心的太原地区，是我国北方民族大迁徙、大角逐、大融合的中心。农业文化和游牧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，达300余年之久。在这北方民族高声吟唱《敕勒歌》的地方，沉淀下了雄浑刚健的草原文化特色。隋唐以降，南朝清绮艳丽的文风传至北方，南北文化再次交融，从而促进了晋阳文化的繁荣。正如初唐魏征在《隋书·文学传序》中云：

然彼此（南北）好尚，互有异同。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，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。气质则理胜其词，清绮则文过其意，理深者便于时用，文华者宜于咏歌。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。若能掇彼清音，简兹累句，各去所短，合其两长，则文质彬彬，尽善尽美矣。

“富吴体”就是在南北文化互为借鉴、取长补短、相交相融的环境之下出现的新式散文文体。（康玉庆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