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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国藩与李鸿章,都是中国近代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,都是晚清重臣、封疆大吏。二人的关系,经历过复杂的演变过程,由师生、到上下级再到同级,关系的变化,自然会在交往过程中引起微妙的变化,既要践行师生之伦,又要维护官场逻辑,处理起来,不是一件简单的事。但纵观两人的交往经历,虽然也产生过矛盾,但都处理得十分融洽,更多的是相互支持、相互配合。

 

曾国藩与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有“同年”之谊,都是戊戌年(1838年)进士,因着这一层关系,李鸿章早年与哥哥一同拜在曾国藩门下学习,二人的师生关系,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。对于曾国藩这个老师,李鸿章是十分敬慕的,他曾在给母亲的信中,说自己“以诗文受知于曾夫子,因师事之,而朝夕过从,求义理经世之学”;对于李鸿章这个学生,曾国藩也极其赏识,曾对别人表示过李鸿章“其才可大用”。李鸿章是个志向远大且心高气傲之人,不想久居人下,而是想自己独立开创一番事业,所以,出道之后,他并没有投靠曾国藩,而是在太平军兴起之际,回到老家安徽帮办团练,想以此为契机发展自己,哪知事与愿违,他和太平军打仗,几乎每仗必败,几年下来,竟然几无立足之地,在落魄潦倒之际,他才打算投靠曾国藩,便来到曾国藩大营求见曾国藩。自己的得意门生来投,应该是一件很高兴的事,更何况曾国藩一向很赏识李鸿章,然而,令人不解的是,曾国藩却给李鸿章来了个闭门羹,以种种理由推托、不予接见,李鸿章无奈,只好请人说情,曾国藩对说情的人说:李鸿章才大志高,我这里只是小水沟,恐怕容不下他,他应该回京城就职啊!说情的人将此话传给李鸿章,李鸿章深感惭愧,如果放在以前,他可能一气之下抬腿走人了,此处不留人,自有留人处!但经过这几年的失败,李鸿章的傲气已被消磨掉了,所以能够理性地看待曾国藩对自己的奚落,继续托人求见。见李鸿章态度如此坚决,曾国藩便在李鸿章到来的一个月之后接见了他。把李鸿章晒了一个多月,也真够可以的了;受到如此冷落,李鸿章没有一走了之,可见其人胸中有大格局。见面之后,二人相谈甚洽,于是,李鸿章便于1859年成为曾国藩的幕僚,二人正式开始合作。曾国藩之所以如此冷落李鸿章,并不是他不想收留李鸿章,其实,他是一个爱才之人,对李鸿章又欣赏有加,巴不得将李鸿章纳入帐下为自己效力。那他为什么又要冷落李鸿章呢?其实是缘于对李鸿章的爱护,因为他非常了解李鸿章,知道李鸿章虽然有才,但心高气傲,所以要借此机会打压一下李鸿章的傲气,让他的性格能变得沉静些。他对李鸿章的冷落,纯粹是一片苦心。

 

曾国藩对部下要求十分严格,自己的生活也极有规律,每天早早起床查营,并要求部下也都养成早起的习惯。但李鸿章这个人比较懒散,他不愿意起早,喜欢睡懒觉。曾国藩便想改变李鸿章的这一习惯,有一天早上,天已经亮了,但李鸿章仍然没有起床,而是以头疼为借口想要多睡一会儿,曾国藩便派人去叫他过来一起吃早饭,并告诉他:所有的幕僚都到齐了才开饭。李鸿章一听,不敢再睡了,便连忙穿好衣服来到饭厅,他到时,别人都已经到齐了,大家都等着他呢,李鸿章心里很惭愧。在吃饭过程中,曾国藩一改往日的谈笑风生,表情严肃地不发一言。饭毕,他对李鸿章说:“少荃,既入我幕,我有言相告,此处所尚,惟一‘诚’字而已。”说罢拂袖而去,弄得李鸿章尴尬不已。从此以后,李鸿章就不敢再睡懒觉了,慢慢地也养成了早起的习惯。多年以后,回忆起这一幕,李鸿章还感激地说:“在营中时,我老师总要等我辈大家同时吃饭;饭罢后,即围坐谈论,证经论史,娓娓不倦,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。吃一顿饭,胜过上一回课。”作为老师,曾国藩潜移默化式的教育对李鸿章影响非常大,晚年的时候,李鸿章还曾感慨道:“我老师文正公那真是大人先生,现在这些大人先生简直都是秕糠,我一扫而空之……别人都晓得我前半部的功业是老师提挈的,似乎讲到洋务老师还不如我内行,不知我办一辈子外交,没有闹出乱子,都是我老师一言指示之力。”李鸿章所说的曾国藩对他的“一言指示”是什么呢?李鸿章当年就任直隶总督即将参与外交事务时,曾就此向曾国藩请教,曾国藩没有直接回答,反问他道:“你有什么主意呢?”李鸿章回答道:“门生也没有打什么主意,我想与洋人交涉,不管什么,我只同他打痞子腔。”曾国藩听罢,沉思良久,问道:“呵!痞子腔,痞子腔,我不懂如何打法,你试打与我听听。”李鸿章见曾国藩如此说,便知道他是不满意自己的回答,便连忙说:“门生信口胡说,错了,还求老师指教!”曾国藩便叮嘱他一个字,就是“诚”字,让他在与洋人交往时,谨记这个“诚”字,李鸿章将曾国藩的告诫牢记在心,以后一直遵照曾国藩的告诫行事。多年后,他回忆说:“我碰了这个钉子,受了这一番教训,脸上着实下不去,然回心想想,我老师的话,实在有理,是颠扑不破的……后来办理交涉,不论英俄德法,我只捧着这个锦囊,用一个诚字,同他相对,果然没有差错,且有很收大效的时候。古人谓一言可以终身行,真有此理,要不是我老师学问经济,如何能一语破的呢?”

 

成为曾国藩的幕僚后,李鸿章尽心竭力辅佐曾国藩,为曾国藩出谋划策,成为曾国藩的得力干将。曾国藩既是他的老师,又是他的领导,所以李鸿章对曾国藩非常尊敬。但李鸿章毕竟是一个有主见、有个性的人,因此,二人之间的冲突就不可避免了。在争执过程中,年轻气盛的李鸿章几次产生想要离开的念头,但最终还是留了下来;但在李元度事件中,二人争执得非常激烈,李元度曾是曾国藩的幕僚,早年全力辅佐曾国藩,曾国藩兵败欲自杀时,是李元度劝阻他的,因此,可说是有恩于曾国藩。但李元度这个人,经曾国藩保举成为安徽宁池太广道后,不听曾国藩的命令,以致被太平军杀得大败;回到曾国藩身边后,不久又擅自离去。曾国藩因此要弹劾他,以整军纪。但此事遭到了以李鸿章为首的众人的强烈反对,大家认为曾国藩此举是忘恩负义,可曾国藩认为私情不能代替军纪,所以坚持要弹劾。李鸿章便对曾国藩说:“果必弹劾,门生不敢拟稿。”你如果要弹劾他,我不能写这个奏稿。曾国藩则说:“我自属稿。”你不写拉倒,我自己写。李鸿章又进一步表示:“若此,则门生亦将告辞,不能留待矣。”如果你偏要这么做,那么学生就不在你这干了,我走人。但曾国藩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自己的态度,他说:“听君之便。”愿走就走,随你的便吧。两个人都在气头上,说的也都是气话,但因为谁都不肯退让,所以事情便没有回旋的余地了,李鸿章因此负气出走江西。见李鸿章真的走了,曾国藩特别生气,认为李鸿章不应该在自己困难之际离开自己,因此得出“此君难与共患难”的结论。由是观之,曾国藩并非真的希望李鸿章离开自己,当时说的就是气话,所以,李鸿章真的走了以后,他又特别伤心;而李鸿章经过此事,也对曾国藩有了很大看法,他对人说,自己此前以为曾国藩是豪杰人士,“今乃知非也”。李鸿章到江西后,本想干一番事业,哪知并不顺利。这次的负气出走,对两个人的损失都很大,在曾国藩一方,失去了一个得力助手;在李鸿章一方,离开了曾国藩这棵大树,他单枪匹马很难施展自己的抱负。双方因此都开始反思,都感觉自己当初太冲动了,曾国藩产生了把李鸿章重新召回来的念头,李鸿章也有了重新回到曾国藩身边的想法;但两个人都很有个性,谁也不肯主动表示。既然双方都有捐弃前嫌之意,那么只需要一个适合的机会,双方就会言归于好了。不久,这个机会来了,曾国藩进攻安庆取得胜利,李鸿章得知消息后,便有了主意,他趁机写信给曾国藩,对他表示祝贺。虽然这封信中没有提要回来的意思,但曾国藩是何等聪明?他马上就看出这是李鸿章在试探自己呢,便就着这个台阶,回信邀请李鸿章回营,李鸿章收到信后,便兴致勃勃地再度回到了曾国藩身边。

 

不久之后,曾国藩派李鸿章组建淮军、驰援上海,随后又推荐他担任江苏巡抚,这是李鸿章一生独立事业的开始。两人虽然不在一起共事了,但在家国事务上却仍然联系紧密,因为江苏巡抚是在两江总督(曾国藩后来升任两江总督)领导之下的,但在有些问题上,李鸿章并不完全听命于曾国藩,还是据理力争、坚持己见,1862年,无为等地吃紧,曾国藩扣留了淮军的九个营增加防卫,但李鸿章却坚持将这九个营移防上海,无奈之下,曾国藩只好同意,并写信给李鸿章,希望他能够谅解。从这件事上,可以看出曾国藩的过人之处,他虽然是李鸿章的上级,但并没有固执己见,而是思虑再三,最终同意了下属的请求;而且,还为此事写信给下属请求谅解,可见其心胸之大。在李鸿章遇到挫折时,曾国藩还出手相助,1863年,朝廷命李鸿章的淮军前往南京增援曾国荃部,但李鸿章却迟迟按兵不动,因此受到了朝廷的严责,曾国藩便替李鸿章辩解说:“李鸿章平日任事最勇,进兵最速,此次会攻金陵,稍涉迟滞,盖绝无世俗避嫌之意,殆有让功之心,而不欲居其名。”

 

1872312日,曾国藩病故,得知消息后,李鸿章悲痛万分,他写信给曾国藩的两个儿子痛表哀悼,说:“鸿章从游几三十年,尝谓在诸门人中受知最早、最深,亦最亲切。”他写了这样一副挽联悼念曾国藩:“师事近三十年,薪尽火传,筑室忝为门生长;威名震九万里,内安外攘,旷世难逢天下才。”在挽联中,依然对曾国藩以师相称,足见对曾国藩的尊重之心。

 

作者:河北省巨鹿县地税局  唐宝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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